杨永信到底对多少人进行过电击治疗？
还记得曾经的杨永信吗？他的电击疗法做梦都想治好千万网瘾少年的“病魔”。
2006年初，山东临西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心理精神科医生杨永信，成立了中国杨永信网络成瘾治疗中心。对外宣称自己研究出了一套，药物+物理+工娱相结合的网瘾戒治模式。
2008年，央视播出“战网魔”纪录片，杨永信被家长推上神坛。
2009年，央视“网瘾之戒”，曝光杨永信在治疗网瘾期间使用了大量非人道手段。
收到了广大人民的口诛笔伐。“电击疗法”被叫停。
2016年，杨永信治疗中心关闭。
武器：仪器DX-2电休克治疗仪。是适用于狂躁精神病患者的一款抽搐型的治疗仪。（后被证实已经是淘汰产品，并没有许可相关信息。）
场所：魔窟“十三号诊室”
杨永信曾经在镜头前骄傲地说道：“就是要一边电他还要一边问他敢不敢啦，回答的不满意或者态度不诚恳就继续电，一直到他自己真正地认识到错误为止。”
“死里逃生”的孩子后来回忆说，当时杨永信让他躺在床上，将一个牙套塞进嘴里，然后打开机器，左右摩擦后放在太阳穴的地方。他感觉瞬间有千万条小虫在太阳穴撕咬，眼前闪过一道道白光。生不如死。“治疗”的同时，杨永信还会教孩子们怎么做怎么回复别人问起，如果不听话，还会有更多的电击。
于是家长们见到了喜闻乐见的“好孩子”，看到孩子痛改前非，钱也一叠一叠的塞进杨永信的口袋。
用身体上的折磨来让孩子们形成“服从性”，和拷问犯人如出一辙。同时杨永信还开创了连坐法，互相监督，如果谁违反了纪律，监督人要一起受罚。每次200元的“电击治疗”，家长要一起陪同。
想要从治疗所离开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杨永信相信自己已经完全没有网瘾了。倔强在地狱是没有用的。从这里离开的孩子，绝大部分变得性格孤僻暴躁，即使不敢再违背父母的意愿，但也不再亲近。有更多的“患者”在“治愈”后“复发”，被一次又一次的送进魔窟。从一个简单爱上网打游戏的少年，变成疯子，傻子，痴呆，或者更暴力的存在。
家长们仿佛受了催眠，一面为自己的孩子挣扎受苦而痛哭流涕，一面觉得自己钱也花了，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自己内心才是最煎熬的。同时还要重谢杨教授的再造之恩。殊不知，最好的教育是言传身教，用爱感化。而不是惩罚。杨永信做的只是千万家长心里“恨铁不成钢”的恨，是家长心里的恶。而他们自己不敢，不忍对自己的孩子下手，找一个名正言顺的执行人，付一些钱弥补心理上的亏欠，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杨永信是个怎样的人?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就把定义精神疾病看作是一种权力。他认为，精神疾病能够定义谁正常、谁不正常；谁需要被改造，而谁有权力改造人；谁应该呆在人群里，而谁应该被孤立、被排除出人群外……他甚至把整个文明进程看作是「理性」通过定义精神疾病来压制「非理性」的过程。 社会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对个人权力的尊重和对其他权力的限制，对个人身体支配权更是最基本的人权。几十年前，精神病学家还曾把同性恋纳入「性变态」的范畴，而今天，哪怕是在中国，如果所谓的「精神病患者」不愿就医，别人想要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住院也是难上加难。 从这个角度，杨永信就是一个反文明的存在。 关于网瘾，前两年很多国内的专家确实纷纷扬扬地讨论过一段「一周上XX小时」就等于网瘾的诊断标准。其实这些专家的意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你有病，而我有药啊！」所以很多人通过卖药就成了一方富豪。 假如网瘾的标准只是停留在全国几个不三不四的科研讨论会，我觉得这并没有问题。这是社会赋予专家的权力。 但是任何权力都有边界，而杨教授把这个权力无限地延伸，甚至延伸到了人身支配的程度。他不仅觉得自己有权力改造他人，而且觉得自己能用任何手段来达到治疗的目的。从采访看，他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什么，反而深信自己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偏执到这种程度了，假如我也能动用定义疾病的权力，我就会把他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并跟杨教授说一声：「杨老师，你生病了，得治啊！」 杨永信的治疗网瘾的系统，我觉得应该看作是一个通过身体惩罚、精神洗脑、树立权威来向家长贩卖虚假希望的邪教组织。 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不愿意好好学习或者工作、不听父母的话，沉溺于网游的来访者。这些父母偶尔也会动「把孩子送到哪里去改造改造」的心思。从家庭治疗的角度，孩子的问题是整个家庭的问题，一般都会从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互动模式着手。但是在一些家长看来，明明是「我的孩子」出了问题，为什么要把「我」也概括到问题里？他们一方面很着急，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承认他们对问题也负有某些责任，甚至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们是家庭里的权力成员，他们也愿意把问题定义在孩子身上。 更多的父母则是无助。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办法用尽，才找到杨教授，或者其他所谓做「择差教育」的机构。他们那个年代，经历过「社会改造」的洗脑，对社会改造和人权压制总有些不切实际期待，以为老实了，就是好了。你怎么想不重要，只要你听话就行。